引言
年，荷兰人摧毁了爪哇岛西北海岸的芝利翁河河口处的一个小港口——加卡特拉，并将其改名为巴达维亚，正式开启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化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相似，利益和劳动力是荷兰人进行奴隶贸易的主要原因。
荷兰人广泛地从南亚、东南亚和东非等地掠夺人口，从而在印度洋世界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奴隶贸易网。在这一过程中，暴力始终是东西方交往的主旋律。荷兰人以暴力掠夺人口，并以暴力奴役他们，东印度群岛的历史进程明显发生了变化。
奴隶贸易的原因
经济利益和劳动力缺乏是近代以来欧洲人从事奴隶贸易的主要说辞。利益是东西方交往的驱动因素，也是奴隶贸易的主要原因。当欧洲人进行海外扩张之时，正值资本主义蓬勃兴起之际。土地狭小、地势低洼的荷兰不得不依靠海外贸易积累资本，奴隶贸易正是他们最佳的踏板。
总督扬·彼得斯佐恩·科恩在给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公司官员的信中表示，“如果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奴隶，我们所获得的利润就会比布料多得多。”这封信暗示了奴隶对荷兰及其海外殖民帝国的重要性。
维持奴隶的费用要远远低于公司员工的工资和雇佣自由劳工的成本，而他们创造的收益却远远高于那些懒散的欧洲白人劳工。年，总督杰拉德·雷恩斯特（-年任总督）及东印度委员会称，“奴隶比我们的水手和士兵要表现得更好，因为这些人对公司来说工资太高了”。
第二年，他再次提及同一个问题并表示，“一个奴隶的工作量是欧洲人的倍。”同样的说法也常见于英国人的通信中。
比如，年月，理查德·瓦茨和他的同事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明古鲁运送名奴隶，理由是每个奴隶的工作量是马来苦力的两倍，而且每年的生活费不超过14西班牙银圆；差不多15年后，斯蒂芬·纽康比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奴隶劳工带来的生产价值远高于每个月维持生计所需的4.5西班牙银圆，而这一数字也远低于付给只做一半活的马来自由人的工资。
如果一个奴隶的劳动超过使用荷兰人获得的利润的两倍，那么使用奴隶劳动在经济上当然是“合理的”。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开支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奴隶们的生活必定非常窘迫，年的预算显示，维持一名奴隶一年所需的费用为15里克斯达尔德。
与此相比，处于公司等级最底层的船童一年的工资大约为4里克斯达尔德。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奴隶数量的持续增加，奴隶们的日常生活成本势必遭到进一步的压缩。奴隶的生活成本低廉，但创造的财富价值却非常可观。
据说帕彭贝格山附近一处拥有50名奴隶，面积约为罗登的种植园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可以生产00磅的肉豆蔻。德国人约翰·西格蒙德·沃夫班曾在班达群岛上度过了五年（16-年），据他说，在这五年里，豆蔻核仁和肉豆蔻皮的出口量分别为和磅。除了剥削奴隶劳工之外，税收也是一项差强人意的收入。
巴达维亚不但是荷兰在东方殖民地的行政中心，也是整个印度洋世界最大的奴隶贸易市场。从年开始，巴达维亚市场上每出售一名女奴，政府都会收取10里克斯达尔德的税，称之为“赎罪钱”，两年后开始对男性奴隶征收等额的税。
据安东尼·瑞德估计，在17世纪，巴达维亚每年要进口0名奴隶，到18世纪约为名。另一份资料则显示巴达维亚每年大约进口4名奴隶。这些进口数据以及日常频繁的奴隶买卖行为似乎告诉我们，巴达维亚政府每年仅征收的税额便高达数百万荷兰盾。奴隶贸易不仅为公司创造了巨额财富，也为个人创造了发财的机会。
虽然公司在购买进口奴隶时拥有优先购买权，但这种购买权往往是由公司的高级官员亲自行使的。于是，利用公司职务谋取私利逐渐渗透到各个层面，尤其是在处理奴隶等“贵重商品”方面。
年的一次军事行动摧毁了罗地岛，为了公司的利益指挥官帕拉维奇尼将名男女儿童作为奴隶送往巴达维亚，但自己留下了00人。幸存的雅各布·拜克斯·巴克尔的账簿让我们了解了18世纪中期欧洲人的私人奴隶贸易的运行模式。
巴克尔一般从当地商人手中以低价购得奴隶，他通常会一次购买几个，几乎都是布吉人和望加锡人，然后以两倍的价格出售给荷兰人、中国人和自由市民。他购买的女性奴隶平均要10荷兰盾，男性奴隶平均要0荷兰盾。
尽管运输过程中存在损失（死亡率可能在10%-0%之间），食品和锁链的成本也很高，但他肯定赚了不少钱。公司的低级职员无法像高级官员那样光明正大地处理奴隶，但是他们却可以在执行任务中“夹带私货”。
常见的做法是运输远高于规定购买数量的奴隶，或者是在执行其他任务时，从他处购买奴隶，然后在抵达目的地后将其出售。荷兰历史学者马蒂亚斯·范·罗瑟姆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动而有趣的故事。年，德尔夫兰号被命令经由井里汶到直葛，然后去班达，最后返回巴达维亚。
船员们被要求装载尽可能多的大米，并将这些大米运往班达，然后将香料带回巴达维亚。当船员们装载完大米后，违背了公司的命令，他们没有直接前往班达群岛，而是停靠在了苏拉威西岛的班塔恩，装上了40名奴隶。事实上这是一个危险而错误的决定，因为奴隶们发动了起义，数名欧洲人被杀。
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时会派出船只去从事奴隶贸易，但更广泛的则是私人奴隶贸易，由从事亚洲内部航运的公司船长、船舶官员和公司高级官员进行。这些个人在执行任务时可以更加广泛地接触奴隶市场，甚至可以发现一些更加隐蔽，价格更低廉的。这种做法广泛且惊人，当一名船长被发现时竟装载了多达11名的私人奴隶。
正如“德尔夫兰号”事件所表明的，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内部存在着许多十分隐蔽的奴隶市场，这为私人奴隶贸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或许公司“满足于”将奴隶贸易的特权授予某些个人，并从中收税，但巴达维亚的自由市民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亚洲最大的奴隶贩子。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仅通过公司船只进行的私人奴隶贸易可能多达40万。
虽然贩卖奴隶的活动是在海外进行的，但是经济效益并不局限于海外帝国。许多公司员工总是可以通过公司的汇票制度或者其他非法途径将收入汇回家，这些收入往往是他们在亚洲从事私人贸易活动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积极参与奴隶贸易。
对劳动力的需求
传统上，荷兰东印度公司被描述为一个寻求建立贸易帝国的形象，没有真正的殖民野心。事实上，任何一个殖民地的建立都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开支，而荷兰商人主要希望直接、廉价、畅通地获得他们所垂涎的香料和其他有利可图的商品，最好是将其他欧洲竞争对手拒之门外。
事实证明，从欧洲到生产区的长途运输以及与当地商人和欧洲竞争对手打交道是极其危险和不可预测的，因此有必要在贸易源头建立某种军事存在。随着公司商业和领土利益的急剧扩大，执行一系列任务所需的人力也相应增加。至少从年开始就有人指出，“如果没有奴隶，那么群岛内的公司和欧洲社区都将无法存在”；一个多世纪后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奴隶，那么殖民地的大多数居民都将灭亡。”
如果经济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大量的人力，但很少有人愿意在陌生和不健康的条件下以微薄的工资从事艰苦的工作。与公司签署服役合同的多是无家可归或者一贫如洗的人，他们在前往东印度之前健康状况已经非常差，而漫长的海上航行、狭窄的空间和变质的食物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健康。
这种状况在抵达东印度之后并没有得到改善，一份资料显示，巴达维亚及其邻近地区的荷兰人的死亡率高达9%，甚至高于奴隶的死亡率（7%）。那些幸存下来，想要一展身手的人却发现几乎没有可用的劳动力。
“在这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当地马来人愿意为自己或别人扛东西，不管他多么穷困潦倒，也不管别人给他多少钱。”爪哇岛的政治形势也为荷兰人获取自由劳动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巴达维亚的西侧是强大的万丹苏丹国，在其南侧是强大的马打蓝苏丹国，其中马打蓝的苏丹阿贡（-年在位）曾两次派兵围攻巴达维亚。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加深了荷兰人对城内的爪哇人的疑惧和不信任感。
年，巴达维亚城内的所有爪哇男性居民，无论是原本就居住在城里的，还是为了躲避万丹人袭击的都被驱逐了出去，人数大约有至人。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公司试图从群岛的各个地方雇佣士兵及其家人，并将他们安置在巴达维亚附近，然而这些士兵有时不得不离开去执行军事行动。
因此，居住在该地区的人口往往不足，不能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导致一大部分潜在的可生产的土地闲置了。解决这种方法最有效的长期办法是通过移民增加人口，但除了“勤劳能干，爱钱如命”的中国人以外，荷兰人几乎找不到其他的自由佣工。
巴达维亚政府深知中国人的重要性，他们是重要的劳动力，同时作为商人和纳税人也会为城市的生活增加价值。当他们试图吸引中国人前来定居，但收效甚微时，科恩绝望地说道，“那么谁来在加卡特拉建造堡垒和城市呢？”
结语
17、18世纪中国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只有零星的非法移民，在自由劳动力缺失，当地居民又无法被信任时，还有什么能比远离自己的国家，不习惯也不了解周围民族的习俗的奴隶们，更能让忐忑的欧洲人安心的呢？在东印度群岛，拥有众多的奴隶劳工是令人羡慕的。在这里，对奴隶劳工的需求远超其他城市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