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瘟疫流行曾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中华民族运用中医学与瘟疫展开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瘟疫学说。可以说瘟疫学说为中医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来一起探究一下古人是如何祛邪防疫的。
药物外用的同异
药物外用是晋唐和明清瘟疫预防的的重要途径。其内容较丰富，药物外用方式多样,主要有佩戴、烧熏、涂抹、塞鼻、取嚏、点眼、涌吐、粉身或洗浴等；剂型也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散剂、汤剂、丸剂、酊剂等药物使用灵活，既有单味药物，也有复方。
悬挂、佩戴
药物悬挂、佩戴是指以绛囊、绢帛或红布包裹药物，悬挂于门户、帐前或带于手臂、头顶，以预防疫病的药物外用的方法。药物悬挂、佩戴这一朴实的药物外用方式，是预防瘟疫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晋唐和明清悬挂、佩戴用单味药物主要有桑根、女青、马蹄屑和降香；复方主要包括煮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虎头杀鬼方、除秽靖瘟丹等。
单味药物
晋唐用于佩戴辟疫的单味药物主要有桑根、女青和马蹄屑明清承袭女青、马蹄屑的运用外，由于南北交通建立，两广、云贵及南海诸岛屿等地多种香料也被用于疫病的预防，如真降香等。
桑根辟疫在晋唐时期有较多记载，但明清时期则未再有此方法的使用。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第十五·单行方术》将桑根用于疫病的预防：“二月一日，取东行桑根，大如指，悬门户上，戈人人带之。”
唐·孙思邀《备急千金要方倦九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后对其增加了丹砂外涂的用法，即“以丹涂之，悬门户上，又令人带之。”唐·王寿《外台秘要·延年秘锋辟温方》所载用药情况同《备急千金要方》。
据查《神农本草经》及《新修本草》中均只有桑根白皮的记录，且桑根白皮并无辟疫的功用。因为种种原因现存到明清医书中己经未再出现以桑根辟疫的相关记载。
女青，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在自晋唐至明清在瘟疫的预防中一直被历代医家广泛采用。《神农本草经》认为女青“味辛平，逐邪恶气，杀鬼温疟，辟不祥”“。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第十五》明确将其用于瘟疫的预防，曰:“正月上寅日，捣女青屑。三角绛囊，贮系户上帐前，大吉。”)而唐·《新修本草》对其逐邪恶气，杀鬼温疟，辟不祥功用的认识延续了本经的观点。
明清时期女青防疫的运用也很多:明·王整在所辑《古单方》中辑有《肘后备急方》所用女青方。清刘奎在其瘟疫专著《松峰说疫》说用女青“挂账中，能避瘟”。
马蹄佩带辟疫在晋唐和明清的使用亦很广泛。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第十五》中就有记载，曰:“马蹄木捣屑二两。绛囊带之，男左，女右。”明·《本草纲目》对其功用进行了阐述°，认为马蹄“甘寒无毒……辟恶气鬼毒，蛊拴不祥……赤马者辟温虐”并“骨，有毒……止邪虐”，附方引《肘后备急方》马蹄屑方，记载其“辟瘟疫气，以绛囊盛马骨佩之，男左女右。”其后明清各医家对其持肯定态度:王鏊、刘奎也有用马蹄屑辟疫的记载，而清·郑肖严的《鼠疫约编》则用马骨，以“马骨一块，装红布小袋内，佩戴身上，男左女右”，以防鼠疫传染。
降香，又名“紫藤香、鸡骨香……慎微曰降香出黔南……辛温无毒”，自明开始用于瘟疫的预防。明时期张景岳亦对此有相同的见解，认为“治天行时气，宅舍怪异，用真降香烧焚，大解邪秽，小儿带之，能解诸邪，最验。”清·刘奎也认为降香是辟温疫秽浊的首选药物，只是他更趋向于烧熏的作用方式。
归结起来，晋唐用于佩戴辟疫的单味药物主要有女青、桑根和马蹄屑;明清继续使用女青和马蹄屑，且多种香料如真降香等也开始用于疫病的预防。据本草记载女青味辛平，降香辛温，雄黄辛平有毒，除都具有祛邪辟秽功用外，以上药物还是芳香正气之品。
复方
复方药物佩戴在中国古代运用较多。晋唐使用较多的方剂有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虎头杀鬼方等祛邪辟秽方剂，明清在继承晋唐方剂的基础上，出现了除秽靖瘟丹等一系列的芳香辟秽的预防用方。
老君神明白散，以《肘后备急方》原方形式为晋唐和明清医家广泛运用以防疫，被认为是防疫的代表方剂之一。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第十五》中的记载老君神明白散如下:“术一-两，附子三两，乌头四两，桔梗二两半，细辛一两……一家和药，则一里无病，此带行所遇，病气皆消。”
综上，悬挂、佩戴用药中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在晋唐和明清时期广泛流传;虎头杀鬼方作为一个系列，以虎头骨、雄黄、朱砂为基本组成，在晋唐和明清应用也较广，其中明清在该组方中加入了多种芳香辟邪药物;明清还出现了一系列芳香辟秽悬挂、佩戴用防疫方药。
总结起来，晋唐趋向于祛邪辟疫药物的使用:明代防疫用药主要在祛邪辟疫药物基础上加入芳香辟秽药物;而清代在明代用药基础上更注重芳香正气药物的使用，或直接以芳香辟秽药物组方以辟疫。
烧熏
烧熏是将药物燃烧，取其烟气上熏以达防疫目的的一种药物外用方法。药物烧熏起效快，作用范围广，在历代疫病的预防中运用广泛，是瘟疫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
单味药物烧熏防疫因其药物简便易得，且操作简便，在晋唐就有较多记载，到明清有了很大发展。主要使用的药物有艾叶、降香、苍术、红枣、茵陈、大黄等等。
艾叶烧熏在瘟疫预防中的运用最具代表性。《新修本草》说“艾叶，味苦，微温,无毒。主灸百病……一名冰台，一名医草。”
《本草纲目》曰其又名“黄草、艾蒿”,“捣汁饮，治心腹一切冷气、鬼气……止霍乱转筋，痢后寒热”“治伤寒时气”。晋·葛洪以其断温病（疫病)，“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不得令知之，佳也。断温病，令不相染著。”
清·刘奎在《松峰说疫·诸方·避瘟方》断瘟法亦说，“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勿令人知，不染。”
综上，艾叶在中医防疫的应用历史悠久，并一直为历代医家所青睐;降香则是自明以来公认的具有良好辟秽作用的药物之一。同时自明开始苍术、青木香、安息香、红枣等芳香药物在外用烧熏防疫方面也为医家所用。芳香药物在烧熏防疫方面应用广泛，为祛邪防疫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所载太乙流金散与《肘后备急方》同，而唐·王焘在《外台秘要》中将雌黄剂量变为三倍，["T即使是烧熏，清·刘奎照常将其剂量进行了很大的压缩。
“辟瘟丹”类方药是自明开始出现、盛行于明清的，趋向于以芳香类药物组成预防瘟疫传染的一系列芳香辟秽方剂。自明代开始，芳香类在人们生活和医疗中的运用有很大的增加，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芳草五十六种》集中记载了川芎、篙本、羌独活、白芷、木香、白豆蔻等药物。
《本草纲目·卷三十四香木三十五种》汇集了柏、松、杉、丁香、降真香、檀香等等芳香木本植物。各医家往往将其中几种或十几种芳香类药材组合成方用于瘟疫的预防。
由以上可看出，晋唐和明清烧熏用复方的运用，主要有祛邪辟秽和芳香辟秽两个方向。太乙流金散以祛邪辟秽药物为主组成，并以固定的处方形式一直流传下来;
诸“杀鬼”方以雄黄、雌黄、虎头为主药组方，加祛邪辟秽或芳香辟秽药物以成方，此二者为晋唐和明清祛邪辟秽防疫方剂的代表。自明开始“辟瘟丹”类方药则趋向于以大量具有芳香类药物组方，侧重于芳香辟秽类方药的使用。
涂抹
涂抹法是以药液或药膏直接涂于皮肤以发挥辟疫作用的外用法。在晋唐和明清瘟疫的预防中雄黄、香油涂抹是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
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雄黄“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的记载。在晋唐时，雄黄多合朱砂、莒蒲等入药。如晋·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雄黄散辟温气方》，“雄黄五两﹐朱砂一作赤术﹐莒蒲‘鬼臼各二两。上四味，治下筛，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唐·王焘《外台秘要》记载的“雄黄散辟温气方”同上即。《本草纲目》曰雄黄“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
总的来说，外用涂抹防疫，晋唐多用复方雄黄散辟温气方，明清多单用雄黄和香油:而外用涂抹防疫的作用部位主要为鼻及鼻腔，取以气胜气，俾邪气不得从肺而入，以免于感染时疫。
总结
从现代防疫措施来看，我们应该本着继承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原则，本研究认为，只有继承好古人，才能发展好中医。通过总结、梳理晋唐和明清时期广泛应用于瘟疫预防的方药和方法，在汲取古代疫病预防精华基础上，期望为现代急性传染病防治的中药、方剂和方式方法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以突破目前中医药预防方式和方药相对局限的局面，开拓更为广阔的疫病防治研究空间,对推动中医药疫病防治新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