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与名人1苏轼与治疗ldquo [复制链接]

苏轼（年1月8日—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

嘉祐二年（年），苏轼进士及第。他在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执*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庭坚并称“苏*”；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圣散子”从《苏沈良方》中的记载“其方不知所处。而故人巢君谷世宝之”，估计是苏轼的好朋友巢谷的家传秘方。巢家规规定不得传于外人，因为是老朋友再加上苏轼再三请求，巢谷被苏轼的真诚所感动，答应将药方传给他，但是要苏轼指松江水为誓永不传人。苏轼发誓后，得到了“圣散子”。《苏沈良方》记载此方为：“肉豆蔻（十个）、木猪苓、石菖蒲、高良姜、独活、附子（炮）、麻*、厚朴（姜炙）、藁本、芍药、枳壳（麸炒）、柴胡、泽泻、白术、细辛、防风（去芦头）、藿香、半夏（各半两，姜汁制）、甘草（一两，炙）、茯苓半两”,北宋名医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记载此方中多了一味中药“吴茱萸”。此方到底有什么作用？苏轼在《圣散子叙》中盛赞说：“凡阴阳二*，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止尔无恙……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真济世之具，家之宝也”。

如此秘方实际应用的效果怎么样呢？苏轼“谪居*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圣散子叙》）。在*州时候蕲水名医庞安时到*州拜访苏轼，二人相见恨晚，结成好友。苏轼将“圣散子”传给了他，庞安时在著作《伤寒总病论》中收录此方，苏轼专门作叙记之。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和《苏沈良方》中看到这个方子。元祐四年（年）七月，52岁的苏轼得到杭州任太守，杭州又发生了“大疫”，苏轼再次应用“圣散子”——结果“得此药，全活不可胜数”（《苏沈良方》）。苏轼在《续圣散子》中说：“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如此治疗“大疫”的良药加上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此药方大行于世，成了居家必备和防疫的药物。如果“圣子散”是这样的好药，今日我们也一定和古人一样家家常备了，可是为什么没有流传到今日呢？

宋代医学名家陈言在《三因方》记载，“圣散子”但“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辛未年（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过去在*州疫病流行时用圣散子方，“其病偶中，亦未知方土有所偏宜，时过境迁，已难考证。夫寒疫亦能自发狂，盖阴能发燥，阳能发厥，物极必变，理之常然”。同样是“大疫”用了“圣散子”，效果为什么却是天壤之别？那么我们应如何评价圣散子方呢？其实沈括在初撰《沈氏良方》时即说：“余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可见苏、沈二位在对待选方方面有所不同。此方后来在宋宣和（北宋晚期）后，仍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苏东坡毕竟不是医家，因为他对疫病病因、病机和证候表现理解得深度不够，造成了有些医生在实际应用中的弊害。这些血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药必须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应用于临床才可以是“良药”，才可以“全活不可胜数”；否则就是“*药”会“杀人无数”。

“圣散子”的使用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精准使用中药具有启发和警示的作用。